炒米粉后厨竟有“庆大霉素”药品
2025年7月，河南郑州一家炒米粉店后厨惊现“庆大霉素”药品，员工以“老板有胃炎”为由解释，却因操作台上的粘蝇板、卫生不达标等问题被停业整改。这一事件与2024年江苏南通酒店厨师在“头菜”中添加庆大霉素被判刑的案件形成镜像——前者试图以“个人用药”掩盖食品安全漏洞，后者则明目张胆将抗生素作为“止泻秘方”，暴露出餐饮行业从个体违规到系统性失范的深层危机。
核心矛盾：食品安全的“技术性违规”与“伦理性溃败”
涉事店铺的“庆大霉素”事件，本质是餐饮业对法律红线的“技术性试探”。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而庆大霉素作为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其耳毒性（发生率1.2%）和肾毒性已被临床验证——儿童使用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丧失，孕妇摄入可能引发胎儿畸形。南通案件中，厨师按“十桌一盒”标准添加庆大霉素，累计售出1612份问题菜品，最终被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罚金16万元，涉事酒店被罚118万元并吊销许可证。相比之下，郑州炒米粉店虽未直接添加药品，但后厨存放处方药的行为已违反《药品管理法》中“处方药凭处方销售”的规定，更因卫生不达标触发《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警告并责令改正”条款。这种“擦边球”操作，折射出部分从业者对法律风险的“低认知”与“高侥幸”。
分论点一：监管漏洞与执法弹性的双重困境
郑州炒米粉店事件中，市场监管部门仅作出“停业整改”处理，而南通案件则启动刑事追责，处罚力度差异背后是监管标准的模糊性。一方面，基层执法存在“重结果轻过程”倾向：南通案件因员工举报、现场查获药品和检测报告形成完整证据链，而郑州事件仅依赖现场检查，未对已使用的药品去向、菜品残留进行溯源，导致违法成本降低。另一方面，药品流通环节监管缺位——南通案件中，涉事药店未凭处方销售100盒庆大霉素，暴露出处方药“零门槛购买”的普遍问题。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药品零售企业违规销售处方药案件达2.3万起，其中62%涉及抗生素类药品，为餐饮业非法添加提供了“灰色供应链”。
分论点二：消费者信任危机与行业生态恶化
餐饮业非法添加抗生素的行为，正在摧毁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南通案件中，涉事酒店通过“止泻”掩盖食材不新鲜、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本质是将消费者健康作为“风险转嫁”的筹码。这种短视行为加剧了行业信任危机：2025年《中国餐饮消费报告》显示，68%的受访者表示“外出就餐时担心食品添加剂超标”，43%的人因食品安全问题减少外出就餐频率。更严峻的是，非法添加行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合规企业因成本高企难以竞争，违规者则通过“低成本止泻”获取利润，最终导致整个行业陷入“质量内卷”。南通市场监管部门在专项整治中责令120家药房整改、覆盖335家餐饮企业，恰恰印证了问题的系统性。
反论审视：个体违规能否归咎于行业压力？
部分从业者将非法添加归因于“竞争激烈”“成本上升”，但这种辩解站不住脚。南通案件中，涉事酒店通过添加庆大霉素降低食材损耗率，看似“节约成本”，实则因罚款、停业、品牌受损等综合损失远超短期收益。更关键的是，法律从未为“生存压力”开脱责任——《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明确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不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添加行为即构成犯罪。郑州炒米粉店虽未直接添加药品，但其卫生不达标、药品管理混乱等问题，同样违反《食品安全法》中“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等场所”的基本要求，暴露出从业者对法律底线的漠视。
前瞻性建议：构建“全链条监管+技术防控+信用惩戒”体系
破解餐饮业非法添加难题需多管齐下：其一，完善立法标准，明确“食品中不得添加任何药品”的绝对原则，禁止以“治疗目的”为由开脱责任；其二，强化技术防控，推广南通市场监管部门使用的“药品零售大数据筛查系统”，通过追溯处方药流向锁定违规餐饮企业；其三，建立信用惩戒机制，将非法添加行为纳入企业征信记录，实施“终身禁业”“行业联防”等措施，提高违法成本。德国《食品和日用品法》的经验表明，对违规企业处以“年营业额5%—10%”的罚款，并强制公开整改过程，可有效遏制类似行为。
从南通酒店的“止泻秘方”到郑州炒米粉店的“胃炎解释”，餐饮业的非法添加乱象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当利润凌驾于生命之上，任何技术性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食品安全不是“成本问题”，而是“良心问题”——唯有让法律长出牙齿、让监管穿透灰色地带、让消费者用脚投票，才能重塑“舌尖上的信任”。毕竟，一盘炒米粉里藏着的，不仅是庆大霉素，更是一个行业对底线的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