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0万元的村企被明星书记搞垮了
长春市宽城区五星村原党委书记杜一宝耗资4600万元成立村办企业却致2家巨亏、1家倒闭的案例，撕开了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集体经济治理的深层裂痕。这场以“明星书记”光环包裹的资本实验，本质是政绩冲动与治理能力错配的典型样本，暴露出村级集体经济从决策到运营、从监管到问责的全链条制度漏洞。
立论点：村级集体经济需以“市场逻辑”替代“行政逻辑”，构建“专业治理+透明监管+风险共担”的治理体系，方能避免“集体资产沦为个人政绩祭品”的悲剧重演。
从决策机制看，杜一宝的“拍脑袋”决策折射出村级集体经济治理的“行政化痼疾”。据长春市纪委通报，三家村办企业的启动资金均来自征地补偿款和银行贷款，前期未经可行性论证，项目选择完全基于杜一宝个人判断。例如，长春北城水上乐园项目在2016-2018年仅实现100余万元营收，却仍被强行推进，最终因合同纠纷陷入瘫痪。这种“书记点将、集体买单”的模式，本质是将村集体资产视为个人政绩工具。云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许玉贵指出，部分村企设立初衷并非经营产业，而是为获取财政资金，导致项目竣工后长期空转。五星村的案例印证了这一判断：其物流园和水上乐园项目均依赖政府补贴和征地补偿款，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最终沦为“资金黑洞”。
反论点或称“村干部需有企业家精神”，但杜一宝的“企业家式冒险”却暴露出村级集体经济治理的“能力陷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玉斌分析，村办企业普遍存在“政企不分”问题，村委与企业由同一套班子管理，导致行政指令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五星村的案例极具代表性：问天物流园和长春北城水上乐园的法定代表人先后由杜一宝和时任党委副书记李成军担任，企业决策与村务管理混为一谈。这种模式下，村干部既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又无需承担经营风险，极易滋生盲目扩张冲动。山东莱州市农业农村局2021年调研显示，当地45家村集体企业中，18家近三年未向村集体上缴利润，其中多数因“经营不善”或“权责不清”陷入亏损。
驳论需直面“监管缺位与权力寻租”的核心矛盾。长春市宽城区纪委通报显示，杜一宝在任期间通过虚增会议费用、虚构修路款等方式套取村集体资金62.8万元用于个人使用，其副手杨小宁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种“监守自盗”现象，暴露出村级集体经济监管的“形式化困境”。浙江衢州市常山县的案例更具普遍性：某村办企业营业收入计在企业账目，劳务费用却由村经济合作社支付，导致资金流向混乱。王玉斌指出，村级集体经济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但现实中民生支出常混入企业账目，企业经营行为又受公益性财政审批流程限制，导致效率低下。五星村的债务危机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其4600万元投资中，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和征地补偿款，因缺乏风险预警机制，最终形成“债务越滚越大、企业越亏越多”的恶性循环。
构建三维治理体系是破解困局的关键。其一，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王玉斌建议借鉴国企改革经验，让村集体作为出资人行使监督权，而非直接干预企业运营。其二，建立透明化监管机制，强制村办企业公开财务信息，接受村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方审计机构双重监督。例如，江苏华西村通过“村民理财小组”定期审查企业账目，有效遏制了资金滥用。其三，完善风险共担机制，明确村干部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五星村的教训表明，当前村级集体经济治理中“权责不对等”问题突出：村干部享有决策权，却无需为亏损承担个人财产责任。可探索建立村干部绩效押金制度，将其部分薪酬与企业盈利挂钩，倒逼其审慎决策。
杜一宝案终将随时间淡出公众视野，但它留下的警示不应被遗忘：村级集体经济不是政绩秀场，而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当4600万元集体资产化为泡影，当村民从“股东”沦为“债权人”，这场资本实验的代价已远超经济范畴。唯有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任性，以专业能力替代行政冲动，方能让村级集体经济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压舱石”，而非个别干部的“提款机”。毕竟，真正的政绩不在企业规模，而在村民笑容；不在项目数量，而在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