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亿市值公司被员工诈骗套现13亿

当一家市值68亿元的上市公司被员工用购物卡“提款”13亿元，这场持续6年的财务骗局不仅撕开了企业内控的“遮羞布”，更暴露出资本市场中制度漏洞与人性贪婪的致命共振。武商集团团购部员工付某的诈骗案，本质是一场“制度性犯罪”与“系统性失守”的合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企业管理、法律规制与市场信任的三重危机。

立论点：企业内控失效、法律追责滞后与市场信任崩塌构成三重危机，唯有构建“技术防控+法律严惩+市场约束”的立体治理体系，方能遏制“内部人犯罪”的蔓延。

从企业管理层面看，武商集团的“制度形同虚设”是骗局滋生的温床。付某的作案手法堪称“教科书级漏洞利用”：他通过伪造合同、公章，将“购卡返利4%”包装成“武商官方理财项目”，诱导超200名投资者投入11亿元；更利用“购卡人必须本人持身份证领卡”的制度漏洞，与卡贩子潘某勾结，通过代领、代刷等方式套现12.9亿元。数据显示，2017-2023年间，付某累计提取购物卡面值达13.5亿元，其中360万元为“空卡诈骗”——直接从公司账户“偷钱”。而武商集团的高管们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判决书显示，多名高管承认早知“销售员代领卡”是潜规则，亚贸广场总经理田某甚至配合付某接待投资者以增信，但公司始终未整改。这种“睁眼闭眼”的管理态度，本质上是对制度权威的自我消解。

法律追责的滞后性，则放大了犯罪的“示范效应”。付某虽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但13亿元的损失中，仅追回1.7亿元，投资者仍面临超1.3亿元的本金亏空。更值得警惕的是，武商集团在首例受害者诉讼中，以“员工个人行为”为由拒绝担责，声称“合同虽盖公章、资金虽入对公账户，但与公司无关”。这种“甩锅”逻辑，暴露出法律对“表见代理”认定的模糊性——当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时，企业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北京朝阳法院曾判决健身房因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利而全额退还会员费，而武商集团的“免责声明”，无疑是对法律精神的曲解。若此类案件中企业均能轻易脱责，将催生更多“付某式”犯罪：犯罪成本由个人承担，而收益却通过企业平台放大。

市场信任的崩塌，则是这场骗局最深远的代价。作为“中国商业第一股”，武商集团拥有华中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其购物卡本应是消费者信任的象征，却沦为犯罪工具。骗局曝光后，武商集团股价虽未大幅波动，但二手市场购物卡价格暴跌，消费者对其预付卡业务的信任降至冰点。更严峻的是，此案揭示了“背靠大企业≠资金安全”的认知风险——当企业内控失效时，即便是上市公司，也可能成为犯罪的“帮凶”。商务部拟修订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虽要求企业建立实时核验机制，但若缺乏强制执行与违规惩戒，制度仍可能沦为纸面文章。

构建立体治理体系已刻不容缓。技术层面，企业应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购物卡从发行、领用到消费的全流程可追溯，杜绝“空卡诈骗”；法律层面，需明确“表见代理”的认定标准，对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企业，强制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市场层面，应建立企业内控评级制度，将“预付卡管理”“资金审批流程”等细节纳入评级指标，并向公众公开，倒逼企业完善治理。例如，上海某零售企业通过引入AI审计系统，将购物卡异常交易识别率提升至95%，骗局发生率下降80%；而新加坡则通过《预防腐败法案》，对企业高管纵容犯罪的行为处以高额罚款甚至监禁，有效遏制了“内部人犯罪”。

当付某在法庭上供述“最初只为还30万欠债，后来越陷越深”时，这场骗局的起点或许只是个人贪婪，但6年未被发现的结局，却暴露出企业治理的系统性失败。13亿元的损失，不仅是投资者的血汗钱，更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沉重拷问。唯有将内控从“纸面文章”转化为“技术防线”，将法律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方能让“武商集团式”悲剧不再重演。毕竟，市场的信任一旦崩塌，重建的代价，远非13亿元所能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