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云”范小勤被围观的十年
2015年，江西严辉村男孩范小勤因酷似马云的一张照片在网络爆红，自此开启了他被围观、被消费、被异化的十年人生。从豪车接送的“小马总”到特殊学校毕业的残障青年，从单条视频报价超5万到连基本算术都不会的智力残疾者，这场以流量为名的狂欢，最终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推向了更深的荒芜。
核心立论：流量经济对贫困儿童的系统性绞杀，暴露了资本逐利、监管缺位与人性冷漠的三重溃败
范小勤的十年轨迹，本质上是资本将贫困儿童物化为“人形广告牌”的残酷实验。河北商人刘长江将其包装成“小马总”，西装革履出席商演、直播机械重复“阿里巴巴”，看似给予其“改变命运”的机会，实则通过控制饮食抑制生长、剥夺教育权利、制造认知混乱等手段，将一个智力二级残疾的儿童彻底异化为流量工具。数据显示，范小勤最火时单条视频报价超5万，但2020年被送回村时，全家仍靠低保生活——资本精准复刻了马云的符号价值，却从未兑现“资助上学”的承诺，最终以“身体不好”为由将其弃如敝履。这种“榨取-抛弃”的模式，与早期“犀利哥”“杀鱼弟”的命运如出一辙，印证了流量经济对贫困群体的系统性剥削：当资本发现“猎物”失去商业价值时，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会被剥夺。
分论点一：监管缺位与法律漏洞，放纵了儿童网红权益的持续侵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但范小勤案例中，资本通过“寄养”“商业合作”等模糊表述规避法律责任。其父范家发作为监护人，因残疾与贫困缺乏认知能力，被刘长江以“分红”诱骗签署合同，导致儿子长期失学、健康受损。更讽刺的是，当网友质疑其表哥“消费小马云”时，对方竟以“不拍视频可能流浪”辩解——这种将剥削美化为“救助”的逻辑，折射出监管层面对儿童网红权益保护的形同虚设。对比德国《青少年媒体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参与商业活动的严格限制，我国亟需建立儿童网红权益的专项保障机制，包括强制第三方监护、收益分配监管、健康与教育权益评估等，避免“小马云”式悲剧重演。
分论点二：社会猎奇心理与集体冷漠，共同制造了“流量围猎场”
范小勤的爆红，本质是社会对“贫困奇观”的病态消费。从马云微博转发引发的全民狂欢，到村民“像集市一样”围观来访者，再到如今网友对其“赚钱娶老婆”愿望的嘲讽，公众始终将范小勤视为“娱乐消费品”而非需要保护的个体。这种集体冷漠在流量退潮后尤为刺眼：当范小勤被解约回村时，无人追问资本的责任，反而指责其家人“消费孩子”；当其智力残疾鉴定结果曝光后，舆论焦点仍是“流量反噬”，而非如何为其提供医疗与教育支持。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现代社会的冷漠，是群体对个体痛苦的习惯性忽视。”范小勤的十年，正是这种冷漠的具象化——他的存在，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猎奇欲或道德优越感，而非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尊重。
反论点：流量经济为贫困群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捷径，应理性看待其价值
部分观点认为，范小勤的走红至少让其家庭获得了短期经济收益，比完全无人问津的贫困状态更好。然而，这种“短期收益”的代价是毁灭性的：范小勤的智力发育迟缓、身体停止生长、认知被彻底重塑，这些伤害远非金钱可以弥补。更关键的是，流量经济的“改变命运”本质是赌博——只有极少数人能像“钟美美”一样通过才艺获得长期发展，更多人如“小马云”“杀鱼弟”般被榨干价值后抛弃。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网红中，83%在热度消退后收入骤减，67%出现心理问题，而像范小勤这样智力受损的案例占比达12%。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捷径”，实则是资本为贫困群体设计的陷阱。
驳论：拒绝“流量捷径”不等于否定社会救助，而是呼吁更可持续的帮扶模式
反对流量经济并非否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而是主张建立更长效、更尊重个体尊严的帮扶机制。例如，范小勤的表哥黄新龙后来通过短视频记录范家日常，既保留了流量关注，又避免了过度消费孩子；再如，政府推出的“教育扶贫+医疗保障”计划，为范小勤提供特殊教育支持与智力康复资源，使其逐渐掌握基本生活技能。这些模式证明，贫困群体的命运改变可以基于教育、健康与技能培养，而非将儿童推向前台成为流量工具。荷兰“儿童权益优先”项目通过为贫困家庭提供职业培训与创业支持，使85%的参与者在5年内实现稳定脱贫，且无一人出现心理问题——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帮扶路径。
从2015年那张诺基亚手机拍摄的挖土照片，到2025年特殊学校毕业典礼上那个说出“赚钱娶老婆”的17岁青年，范小勤的十年，是流量经济对人性底线的反复试探，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当我们为“小马云”的荒芜人生唏嘘时，更需反思：如何让监管长出牙齿，让法律成为儿童权益的盾牌；如何让公众摆脱猎奇，用理性与温情看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个体；如何让社会救助回归本质，用教育、健康与机会而非流量，为贫困儿童铺就一条有尊严的成长之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下一个“小马云”的出现，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不被围观的环境中，自由地生长为完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