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5日，“工行南宁分行2.5亿存款失踪案”在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银行方仍坚持“储户有过错”的抗辩立场。这场持续数年的金融纠纷，不仅暴露出个别银行内控体系的系统性溃败，更折射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深层缺陷。

立论点：银行内控失效与储户风险意识缺失的双重困境，本质是金融机构责任让渡与消费者保护失衡的必然结果。

分论点一：银行内控失效是案件核心诱因，银保监11次预警印证系统性失守
涉案员工梁某红作为工行南宁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伪造存单、调包客户身份证，在银行VIP室完成资金盗取。更令人震惊的是，银保监部门曾连续11次向工行发出风险提示，指出其存在“大额存单异常支取”“同一代理人多次代理资金流向异常”等问题，但工行未采取有效拦截措施。这种从员工行为排查到系统预警的全面失效，远非“个人犯罪”所能概括。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有义务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而工行南宁分行在风险预警后仍放任操作，已构成对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实质性违反。

分论点二：储户“过错”认定存在法律逻辑悖论，高息诱惑不构成责任自担的充分条件
银行方强调储户因追求2%额外利息而“通过非正规程序操作”，试图援引山西清徐农商行案中“储户担责八成”的先例。但该案与本案存在本质差异：清徐案中储户主动将身份证和存单交予员工代办，而本案中梁某红利用工行高管身份，在营业场所内以“企业方核验身份”为由骗取证件，储户全程处于被诱导状态。最高法（2021）最高法民申1928号裁判观点明确指出，储户预先收取利息不构成存款合同项下过错，银行不能仅以“高息揽储”为由免除自身责任。工行将2.5亿存款损失简单归咎于储户“贪利”，实质是转移矛盾焦点，逃避监管责任。

反论点：银行“技术中立”辩护难以成立，营业场所安全义务不可推卸
工行代理律师在庭审中提交9组证据，强调“存单背面已风险提示”“操作流程合规”，试图以“技术中立”原则撇清关系。然而，梁某红作案过程中，其助手时某持储户身份证进入柜台后仅2-3分钟即完成转账，暴露出银行对代理取款业务的身份核验流于形式。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银行对代理取款负有实质审查义务，而工行南宁分行允许非授权人员短时间内完成大额资金划转，已构成对法定义务的严重违反。银保监局2020年对工行广西分行罚款150万元的处罚决定，亦从监管层面印证了银行存在“异常资金支付业务核查不到位”的过错。

驳论：将“职务侵占”偷换为“盗窃”的司法定性，不能成为银行免责的挡箭牌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梁某红行为定性：若构成职务侵占，银行需承担赔偿责任；若定性为盗窃，则储户只能向犯罪人追偿。南宁中院一审判决将梁某红行为认定为盗窃，但储户代理律师指出，梁某红利用工行高管身份、在营业场所内、通过银行系统完成资金转移，符合“利用职务便利”的职务侵占特征。更关键的是，即便按盗窃论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银行作为经营场所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仍需承担相应责任。工行以“刑事定性”规避民事赔偿，是对法律逻辑的刻意扭曲。

前瞻性观点：重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需打破“银行绝对强势”格局
此案暴露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三大短板：一是银行内控监督形同虚设，二是司法裁判标准模糊，三是储户举证能力薄弱。建议从三方面改革：其一，强制银行建立“异常交易双录追溯”机制，对大额资金变动保留全程影像证据；其二，明确储蓄合同纠纷中银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禁止以“技术中立”规避责任；其三，赋予金融监管部门对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公益支持权，降低储户维权成本。

当2.5亿存款在银行监管下“不翼而飞”，当11次预警沦为一纸空文，这场荒诞剧的终点不应是储户血本无归。金融机构必须明白：每一次对安全义务的懈怠，都是在透支整个行业的信用根基。唯有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任性，方能重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